尋回敦煌

在國家圖書館的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靜靜存放著13000余張敦煌遺書老照片。這些老照片年逾八旬，涵蓋了斯坦因、伯希和所劫敦煌文獻中最精華的部分，但照片從何而來，往事如煙，一度被塵封在檔案中。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最艱難的時刻，王重民、向達等年輕學者走出國門，以交換館員的身份，與英法漢學家合作共事。旅歐5年，他們節衣縮食、受盡冷眼，終於拍得上萬張敦煌遺書照片。

歷盡艱辛換來的照片，卻在日寇鐵蹄下命運跌宕：照片影印出版前夕功敗垂成，有的在長沙轟炸中化為灰燼，有的在海外流浪十多年……幸好，劫后余生，老照片終於回歸公開時，敦煌“傷心史”早已遠去，中國學人也已站在敦煌學研究的中心。

塵封照片

第一次在庫房見到13000多張敦煌遺書老照片時，劉波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照片將帶他踏入敦煌學學術史研究的大門。

那是他調入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敦煌文獻組的第一年，“這些老照片年頭不短了，但在我們古籍館只能算比較新的文獻，每張照片大概有A4紙那麼大，品相特別好，甚至沒有一點泛黃的痕跡。”

這些老照片拍攝於上世紀30年代，共包含1500余種文獻。因研究使用者不多，它們靜靜地躺在國圖庫房，時隔多年仍保持著最初的清晰面貌。1984年，20多歲的北大青年榮新江剛開始滿世界尋找敦煌的旅程。他到巴黎翻看敦煌卷子，查找歸義軍史料，發現有的寫本被反復借閱，千年紙張經不住人們翻來倒去地折騰，一些帶有文字的紙塊已然脫落而不知所在。沒想到，回國后，反而在國圖珍藏的這些老照片上，找到了清晰的文字。

榮新江的這個故事，劉波是后來才知道的。他如今擔任國圖古籍館副館長，不過，初次見到這批老照片時，他還是敦煌學的門外漢，“沒有多想，隻知道要小心一點，不能把它們弄壞了。”機緣巧合，第二年，國圖百年館慶編纂館史，劉波負責撰寫1931年至1937年的一章。翻閱一件件塵封檔案時，一個名字頻頻出現在他眼前——王重民。

“王重民先生就是上萬張老照片的主要拍攝者。”劉波告訴記者，從那時起，好奇心驅使著他，搜羅、閱讀更多的史料，一段拍攝海外敦煌遺書珍本的往事由此浮出水面。

上世紀30年代，王重民等年輕的圖書館員受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以下簡稱為“平館”）館長袁同禮派遣，前往巴黎、倫敦等地，搜集、整理散落海外的敦煌遺書。5年時間，他們共拍攝照片13000余張。這些照片使國人第一次比較完整地看到了“伯希和劫經”的面貌，成為此后中國學者研究敦煌文獻的重要依據。

王重民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今信息管理系）創始人，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作為代理館長，主持革故鼎新之際的國家圖書館。在圖書館學界、目錄版本學界，他是毋庸置疑的一代學術大家。1941年平館善本秘密運往美國保存前，王重民冒險抵達上海，每天潛入法租界，從300箱古籍中精挑細選出100箱善本精華，靠的就是大腦中堪比計算機索引的學術積澱。

他還是中國第二代敦煌學人的中堅人物。歐洲訪學期間，他為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編了一整套目錄，后來收進他主持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這套總目索引，至今仍是許多敦煌研究者的“尋寶地圖”。用國家圖書館副研究員李德范的話說，“世界上凡是研究敦煌學的人，沒有不利用這本書的。”

遺憾的是，因他在“文革”末期含冤去世，親友又一貫低調，王重民的名字一直以來並非大眾關注的熱點，更不用說這段海外尋回敦煌的陳年往事。

所幸，劉波對往事的探尋並非終點。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王重民全集》編纂”立項。如今，隨著項目接近尾聲，散藏於國家圖書館、北大信息管理系乃至法國、英國、美國等地的信札、史料匯聚一處，王重民的生平與形象逐漸鮮活生動。而中國學人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刻，寧願餓著肚子受氣也要尋回敦煌文獻的故事，也走進了更多人的視野。

1900年，八國聯軍肆虐華夏之時，王道士不經意打開了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數萬件4至11世紀的古代寫本重見天日。生不逢時，敦煌遺書的命運注定坎坷。自1907年起，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險隊、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紛紛涌至敦煌，以各種名目劫走了數不清的敦煌瑰寶。國寶散落異鄉，中國學者既不可望，亦不可即。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隨身攜帶部分敦煌卷子。不成想消息走漏，國學大師羅振玉帶著王國維找上了門。看到伯希和手中的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木刻本古書，羅振玉大為驚嘆：宋代的古籍流傳近千年已不容易，何況這些更古老的？

他急忙找人一起抄錄文獻，一時之間，伯希和在八寶胡同的住處，成了北京的一道學術風景線。中國敦煌學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董康、羅振玉、王國維、王仁俊、蔣斧、葉恭綽等，穿梭往來於八寶胡同，或抄錄，或閱讀，忙個不停。

作為中國人，抄寫被外國人劫取的本國經卷，他們內心深處的“可恨可悲”自不必說。可國家孱弱，他們只能寄希望於伯希和的“善意”，奮筆疾書。敦煌寶藏已經落入外國人手中，研究上不能再落於人后了。

從八寶胡同抄錄敦煌文獻的第二天，羅振玉就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首次公開向國人介紹敦煌石室寶藏及其發現的情況。中國敦煌學的起步由此開始。

然而，更多的敦煌遺書早已被伯希和、斯坦因運回歐洲。

1910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游歷歐洲，渴望一睹伯希和劫取的敦煌卷子。好不容易獲得特別參觀許可，結果卻發現，珍貴的文獻被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的一個“密室”內。重重大門和鐵鎖保護下，伯希和秘不示人的態度可見一斑。

保管斯坦因所劫文獻的大英博物館東方寫本部，態度更是拒人於千裡之外。1933年，清華大學教授浦江清曾受平館委托，與之商量拍攝敦煌遺書中佛經以外的寫本，遭到拒絕。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請求入庫選取部分寫本以便抄錄，又被拒絕。館方隻允許他依據目錄廳中的編號卡片，限時限量借閱。然而，這些卡片隻有編號，一點內容提要都沒有，怎麼可能從幾千件敦煌文書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內容？浦江清實在沒辦法，又提出義務為英藏敦煌文獻編目，以方便學者利用，最后還是吃了閉門羹。

第二年，浦江清的好友張蔭麟途經倫敦，來到大英博物館。吸取好友的前車之鑒，張蔭麟索性不找工作人員借閱，而是站在寫本陳列室內，利用展品的更換，逐字抄錄了數十種敦煌寫本。

張蔭麟在大英博物館抄錄敦煌寫本的同一年，王重民來到法國，終獲法國國家圖書館和伯希和認可，成為第一個在西方圖書館編寫敦煌卷子目錄的中國學者。伯希和被稱為漢學界的“祖師爺”，曾感慨中國人“以德報怨”——相比斯坦因，他對於從中國地盤上拿走那麼多寶藏，似乎還知道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沒有興趣培養年輕的漢學家”，與他交往六年的西方漢學家丹尼斯·賽諾曾斬釘截鐵地說，“第一眼的和善與親切絕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征”。

貌不驚人的中國青年學者王重民，憑什麼打動了伯希和？這就不得不說到王重民的恩師袁同禮先生。

交換館員

袁同禮主導平館館務多年，曾留學美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是那個年代少有的現代圖書館學人才。更為難得的是，他的朋友圈網羅了一大批知名漢學家，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鋼和泰、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國的恆慕義和費正清，都頻頻出現在他的往來信札中。

大約是受益於自己在國外圖書館的經歷，袁同禮深知中外交流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他極富遠見地意識到，世界一流的圖書館首先需要專業人才，而國外圖書館所藏的中文圖書，則需要中國學者幫忙整理。一方缺歷練，一方缺人手，何不交換館員，各取所需？

1930年，平館與國外各大圖書館的“交換館員之辦法”應運而生。從這一年開始，平館先后派遣了10余名館員赴海外訪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國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都有袁同禮散播出去的“學術種子”﹔與此同時，平館也出現了杜乃揚等歐美圖書館員的身影。

王重民是交換館員中最突出的一位，亦是袁同禮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二人相識於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的課堂上，彼時，王重民頗有點“成長的煩惱”。

他出生在河北省高陽縣的一個農村大家庭。中學畢業后，父親希望他考取速成班，或是官費學校，以后可以做官，早些賺錢。但王重民受到新文化思潮熏陶，堅信“求學問可以賺大洋的觀念是不對的”。父子倆談不攏，父親一怒之下，中斷了他的經濟來源。

為完成學業，王重民隻得自力更生，當過家庭教師，做過《益世報》兼職編輯，有時也為報刊撰寫文章，用稿酬補貼學雜費。老師們得知他的困難，紛紛出手相助。袁同禮那時任北海圖書館（后並入平館）館長，便介紹他課余到館裡兼職。從這時起，王重民的學術和教書生涯再也沒有離開圖書館。

他沒有辜負老師的賞識。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那時在教育部編審處任職，為王重民謀了一件差事——給近年出版的雜志編纂一份國學論文索引。

什麼是論文索引？對於今天習慣網絡檢索的年輕人來說，可能過於陌生了。劉波向記者解釋，“編纂索引，就是把當時報刊上刊登的所有關於國學的文章收集起來，按照人名、文章名字編一個索引目錄，這樣別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檢索。”如果打個比方，“有點像現在的中國知網論文庫，隻不過那時沒辦法進行網絡檢索。”

憑一己之力編纂一份紙質版“中國知網”，可想而知，工作量有多大。然而，20多歲的王重民隻花了一個暑假，遍訪北平各大圖書館，閱讀了近60種雜志，居然完成了涵蓋1905年至1925年所有雜志的《國學論文索引》。皇皇五冊巨著，詳細記錄了每篇國學論文的題名、作者及所在雜志的卷數、期數，有的還附有內容摘要。這份“暑假作業”正式出版后，立即成為當時研究國學的重要工具書。

不僅如此，大學期間，他還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纂過《四庫抽毀書提要》，幫助梁啟超纂修過《圖書大辭典》，甚至出版了專著《老子考》。有了這樣亮眼的“簡歷”，未等畢業，王重民就正式入職平館。第二年，因工作出色，被袁同禮委以重任，擔任平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兼索引組組長。

袁同禮是王重民最早的伯樂，但欣賞他才華的學者還可以列出一長串。胡適晚年對《水經注》研究情有獨鐘，其緣起就是王重民的一封信。二人往來信件中，與《水經注》相關的就有160余封。

王重民腦袋裡到底裝了多少古籍？專業是無線電技術的次子王平，曾經一無所知。直到父親去世后，王平幫助母親抄錄父親生前的文章，才驚訝地發現，許多字自己居然都不認識，隻好照貓畫虎地描下來。他不由地感慨，父親稱得上那個時代最強的“電腦”和“搜索引擎”了。

應該是這種堪比電腦的超強能力，讓袁同禮將他視為派往法國的不二人選，也讓他得到了伯希和等法國學者的認同。

當時，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了一大批伯希和從東方帶回的中文書籍，但館裡卻沒有懂中文的研究館員。唯一有能力整理編目的伯希和，忙得無暇分身。如此，2072種約3萬冊書籍竟被束之高閣，完全無法利用。王重民一來，伯希和迫不及待地把這項緊急任務派給了他。王重民不負眾望，如今，他編寫的兩大冊厚厚的目錄，仍存放在法圖，作為工具書福澤后人。除了中文圖書，伯希和及他的老師沙畹收藏的東方拓片，也經王重民之手，第一次有了完整清晰的目錄。

不僅完成了“超人的工作”，王重民似乎還繼承了恩師袁同禮的社交才能。伯希和異常繁忙，王重民與他的私人交往不算多，但戴密微等其他法國漢學家就不一樣了。每周三，戴密微都與王重民會面，兩人約定，如果誰有事不能赴約，就寫信問候對方或交流漢學訊息。1952年，戴密微出版《吐蕃僧諍記》時，首先感謝的就是王重民。1939年，王重民的兒子王黎敦出生，法國漢學家杜乃揚還幫他物色保姆，而戴密微夫婦則送去了一隻嬰兒搖籃。

有了伯希和的認可和法國朋友的照顧，閱讀、整理甚至拍攝法藏敦煌遺書變得順理成章。但法國朋友可能不知道，“超人的工作”中，王重民最關心的始終是敦煌遺書。

為平館拍攝敦煌遺書，這項大工程最初究竟是袁同禮的動議，還是王重民的建言，已經無從考究。但旅歐5年，每次有機會借閱敦煌遺書，王重民總覺“最為快樂”。他的遺孀劉脩業曾回憶：“巴黎如畫的風光和繁華的生活，都沒有使他陶醉……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傾注在這些（敦煌）寫本上。”

而在國內，王重民赴法不足半年，袁同禮已經開始為拍攝敦煌遺書的大項目“拉贊助”，找經費。“袁先生應該早有規劃，一開始就不是單純派人去編目。”劉波推測，用拍照的方式尋回敦煌，才是袁同禮派遣交換館員的核心任務。

清華襄助

通過拍照影印，將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尋回，以方便學界利用，中國敦煌學者早就有了這樣的願望。

1910年，羅振玉計劃刊印伯希和所得的敦煌遺書，還委托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希望在商務出版。那年春天，張元濟西行赴歐，在光線暗淡的密室內一睹敦煌遺書真容時，便是為了與伯希和商談照相出版之事。

當時，張元濟只是匆匆瀏覽了法藏敦煌遺書。讓他高興的是，伯希和不僅口頭同意，還提醒他，大英博物館亦有一批敦煌遺書。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知道斯坦因劫經的存在，張元濟又驚又喜，立刻前往英國。幾經輾轉，總算見到斯坦因，沒想到對方竟也表示答應。

然而，此后的事實証明，斯坦因很可能只是口頭應付。伯希和倒是斷斷續續寄來一些敦煌文獻照片，羅振玉悉心整理后，印行了《鳴沙石室佚書》。不過，將英法藏敦煌遺書系統影印的計劃，最終不了了之。

直到王重民以“交換館員”身份赴歐，以扎實的學術功底和超人的勤勉工作取得信任，中國學人盼望多年的影印一事，終於有望實現了。

是的，袁同禮不僅希望拍攝敦煌遺書，還籌劃著將這些照片影印出版。但當年不比現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機，拍攝高清圖片易如反掌。那時，拍照是一件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需要雇用專業攝影師、使用專業設備，才能獲得質量上乘的照片。

“光是拍攝的費用，初步估計就得5000元，這對當時的平館來說是一筆巨款。”誰能共同分擔這筆巨額款項？劉波在國圖的檔案中，找到了1935年1月17日平館致清華大學的一封函件，“館裡與清華大學協商，共同出資，所拍照片各得一份。”

有意思的是，該函末尾的致送機關，先寫了“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而后抹去，改成了“清華大學”。劉波據此分析：“很顯然，袁先生在考慮合作機關時，曾有一段斟酌選擇的過程。”

袁同禮最終選擇清華大學，應是希望借助陳寅恪的力量。畢竟，陳寅恪作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最懂“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劉波向記者解釋：“當年大學要做決定，教授們的意見很重要，陳先生支持做這個事情，學校才可能出錢。”

果然，一星期后，清華大學就發來函復：“敝校對於此舉，甚表同意。”不過，因購書經費所剩無幾，清華表示只能出1000元，希望以此購得一份影片，而底片則歸平館所有。

經費有了著落，王重民隨即開始拍攝。他聘請了一位失業的猶太人當攝影師，此人上午來館攝影，下午在家洗晒照片，如此每周就可以拍出一百余張照片。王重民本人則每天大致花半個小時，親自指揮和監督拍攝，以冀減少錯誤。這樣過了一個月，已經拍攝到“數十種國人所未見之秘籍”。

袁同禮原本計劃，盡可能拍攝巴黎所存的全部敦煌遺書。不過，因遺書數量太多，勢必不能全部拍攝，王重民不得不選擇“於我國文史關系極鉅”且“有影印價值者”，優先拍照。幸好王重民在古典文獻方面的學問了得，才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快速篩選出最有價值的文獻。

拍攝進展順利，王重民卻無奈地發現，有價值的文獻實在太多了，最初預計的5000元根本不夠用。找錢的難題，還得袁同禮來想辦法。1935年5月，平館再次致函清華大學，商議增加拍攝經費。清華又欣然襄助，與平館各追加了2000元。這些費用用來拍攝法藏敦煌文獻應該夠了，可是英國還藏有大批敦煌寫本。雙方合作愉快，商議之后，又各自出資4000元，用於拍攝英國所存的“斯坦因劫經”。

英國受氣

在英國負責拍攝敦煌卷子的，是袁同禮派到歐洲的另一名交換館員向達。如果說王重民去法國前，以版本目錄學和古典文獻研究的專業能力見長。那麼，向達旅歐前，在敦煌學界已小有名氣。

他畢業於東南大學歷史系，早年就職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因此閱讀翻譯了大量中外著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等西方探險家關於敦煌的一手資料，就在這時進入了他的書單。1930年，到平館工作后，青年學人互相切磋，向達的研究水平更是突飛猛進。他的成名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出版於1933年，當年被李約瑟稱贊有加，近百年后的今天，仍是敦煌學者必讀的經典名著。

翻譯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后，向達終於有機會抵達倫敦，目睹被劫掠的國寶，他期待不已，又感慨萬千。沒想到，不遠萬裡前去，情況卻不樂觀。

外派第一年，向達在牛津大學鮑德裡圖書館工作。彼時的平館，經費一年比一年緊張，王重民外派時，館裡尚能支付一半月薪。到了向達，平館能支付的隻有往來歐洲的旅費，至於抵歐后的生活費，隻好拋給鮑德裡圖書館想辦法。

吳芳思曾任大英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在鮑德裡圖書館有關向達的檔案中，她發現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細節：為給向達申請四個月共150英鎊的工資和生活費用，鮑德裡圖書館館長到處碰壁。

檔案沒有顯示，150英鎊最終是否獲批。倒是向達在自傳中說，1936年秋結束牛津大學的工作后，他轉去倫敦大英博物館，查閱此行最向往的敦煌遺書，“這算是北平圖書館交給我的研究工作，生活費用是由在牛津工作所得的工資以及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所請得的獎學金來維持的。”

也就是說，在倫敦查閱敦煌遺書時，向達已經沒有固定薪水。而在牛津工作時，他的囊中羞澀，還被楊絳寫進了回憶錄。錢鐘書和楊絳那時在牛津讀書，向達則借住在一位牧師家，吃膩了最便宜的土豆，就去他們家蹭飯，換換口味。楊絳在《我們仨》中寫道，“向達嘀咕在休士牧師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我們請他吃我家不像樣的飯。”

吃住省下來的錢，向達自有宏願。除了敦煌遺書“有錢則照相，無錢則手抄”，他還打算到巴黎住三月至半年，柏林住三月，荷蘭之萊頓以及羅馬、莫斯科，各作一星期左右之停留，目的在尋訪流落各國的中文古籍，回國后整理成《西海訪書志》。

錢鐘書朋友不多，向達算是知己之一，他曾跟錢鐘書開玩笑，“人家口蜜腹劍，你卻是口劍腹蜜。”錢鐘書后來在《圍城》中辛辣地寫道，“方鴻漸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訪《永樂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國文獻。”方鴻漸不做的這些事兒，正是向達當年節衣縮食努力完成的事業。

對於頓頓吃土豆的拮據生活，向達不甚在意。讓他憤懣不已的是，好不容易到了英國，卻不能隨心所欲地翻閱祖國流出的珍本。他在寄回國內的信中寫道：“弟來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館）之敦煌卷子，管理人為Dr. Lionel Giles（翟林奈），前后見到兩次，俱甚冷淡。且對人表示，拒絕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對於敦煌卷子作一通盤研究相詢，彼亦表示拒絕。此種情形，大有陷弟於進退兩難之勢……”

翟林奈出身名門，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子，故又被世人稱作“小翟理斯”。翟林奈的學問比父親青出於藍，翻譯過《老子》、《列子》、《孟子》、《孔子》、《庄子》等。可嘆這樣淵博的漢學家，竟容不下一個向達。他對中國學者的刁難和敵意，就連英國人吳芳思都難以理解，她只能推測，翟林奈是“出於嫉妒”，守著這批收藏品，以便自己進行編目。

然而，即便如此受氣，中國學人還是不願放棄。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