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在贛南、閩西等地區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斗爭。為了配合紅色政權的生存與發展，中央蘇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紅色文化傳播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有組織有系統有規模的思想宣傳與文化傳播工作。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以明晰的現實取向，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思想引導、精神激勵、社會動員的效能，“喚起工農千百萬”。

　　報紙與期刊傳播

　　根據現存的各類文獻材料，從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至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為止，中央蘇區創辦的報刊數量僅現在可以知見的就有232種，實際的數量應該遠超此數。它們中既有鉛印的，也有石印與油印的，既有圖文並茂的多版大報，也有傳單式的簡便小報。

　　中央蘇區的報刊基本上是黨報與機關報，其職責就是圍繞黨的工作重心開展採編業務。由於處在戰爭環境之中，中央蘇區中心工作在時間上大多是比較緊急甚至刻不容緩的。為了使報刊傳播發揮出真切的現實效能，採編者選擇了雙向極化的應對策略，在報刊上的體現就是充分肯定與嚴厲批評，以便在正反兩個方向上有力推動工作發展。從正面報道來說，最典型的就是密集地展示蘇區在擴大紅軍隊伍、購買與退回公債、捐資捐物送前線等活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人物與先進事跡。另一方面，《紅色中華》《青年實話》《紅星》等都在發刊詞中把新聞批評列為辦報辦刊的重要手段，同時在辦報過程中充分發揮監督和批評功能，是否具有批評性，在當時成了評價報刊的一個重要視角。

　　蘇區報刊在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共識，除了報刊應該為黨與蘇維埃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務、報刊應開展積極的新聞批評之外，還有對受眾的充分重視。在蘇區報刊的採編者看來，辦報的過程中應該與受眾密切聯系，並且深入介入他們的生活，介入的具體方式就是大力推動讀報運動。由報刊的通訊員組織或推動開辦識字班、掃盲班，以報刊為教本，培訓受眾接受報刊的能力與習慣。《紅色中華》報在一個《特別通知》中給通訊員規定了五項任務，其中第五項任務是“建立讀報小組，爭取廣大的讀者”。李富春撰寫的《“紅中”百期的戰斗紀念》一文，對百期后的《紅色中華》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點就是“每鄉每村的識字班和夜校及俱樂部，應有讀報組的組織，團聚群眾向他們講解每一期《紅中》的主要內容”。《〈青年實話〉的革新計劃》涉及辦報的各個方面，有一條內容為:“發展讀報運動，特別是在少隊童團的大隊中，要指定同志宣讀，各學校可以採取作課本用。”不僅《紅色中華》《青年實話》，中央蘇區的其他報刊也都有倡導與實施讀報運動的規劃與行動。讀報運動的普遍開展，提高了報刊的發行量，提升了蘇區群眾的文化素養。

　　標語與漫畫傳播

　　由於簡便易行，標語傳播早在紅軍草創時期就已經開始。1930年4月，紅四軍政治部發布了《宣傳員工作綱要》。其中規定:宣傳隊應指定專人背負所有宣傳品及糨糊筒，每位宣傳員則必須備好一副寫標語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顏料，將本部規定的各種標語，隨時隨地寫於行人容易見到的牆壁上。

　　中央蘇區所在的區域大多地處偏僻，當地百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漫畫傳播由於可以超越文字障礙直接為百姓接受，受到蘇區宣傳組織者的高度重視。蘇區的漫畫除了編排在畫報畫冊上之外，其傳播主要方式是通過懸挂張貼公開展示，而且往往與標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第一種是畫像與標語的組合，內容既有文字又有圖像，文字是標語，圖像是漫畫﹔第二種可稱為標語漫畫，通過對文字的變形與夸張，就形成了文字畫像，所以它既是標語又是漫畫。

　　蘇區標語與漫畫傳播的特點之一是覆蓋性。陳毅在向中央報告紅軍狀況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到達一個縣城，只要三小時，宣傳工作可以普遍。”許多群眾說紅軍一到滿街鮮紅，等於過年。1930年11月10日，紅軍第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宣傳動員令，號召全體工友、農友、紅軍將士每人都要寫規定好的十二個口號，“十二個口號的力量，每一個抵得紅軍一軍”。特別要求不僅在屋外寫，屋內也要寫，“前壁后壁左壁右壁，堂屋內，睡房內，廚房內，茅廁內，一概給他們寫得滿滿的”。

　　蘇區標語與漫畫傳播的另一個特點是輻射性強。劉作撫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描述了贛西南的標語與漫畫的宣傳:“如發明河流宣傳，制許多的木板寫上宣言、標語放在各處的河流裡，即隨流水流到吉安以及他處去了。空中宣傳制一孔明燈，把宣傳品系在燈上聽它飛去，有時吉安的對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裡去。”傳播過程超越空間的阻隔，使標語與漫畫在蘇區具有鋪天蓋地的傳播力與輻射力。

　　歌謠與戲劇傳播

　　在贛南閩西的廣大地區，居住著眾多客家民眾。客家人自古喜愛山歌，因此歌謠在蘇區的群眾基礎非常好。在中央根據地建立之后，蘇區的山歌融入大量的革命元素。《青年實話》編委會在1933年8月31日的《紅色中華》上刊發了一則啟事，表示為了編輯出版革命山歌小調集，需要“收集各地流行的革命山歌、小調”。其中又提到了編委會此前出版了革命歌集，“風行一時，一下子就銷完六千份，現正再版一萬五千份”。新型的紅色歌謠在蘇區受歡迎的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蘇區的歌謠傳播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聚會演唱。1934年8月15日《紅星》報上登載的《火線劇社在連隊的活躍》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他們用唱歌談話的方式，在紅色戰士中進行了戰爭的有力鼓動，常常可以聽著紅色戰士在那學唱……‘我們的位置在那邊羅列，吾沒錯!站在戰線最前線，嘿當真!’”這裡記載的是以演唱歌謠的形式，對戰士進行引導與激勵。第二，戶外展示。1929年1月，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領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時，沿途張貼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布告》就是其中的一例。其開頭幾句為:“紅軍宗旨，民權革命。贛西一軍，聲威遠震。此番計劃，分兵前進。”這個用四言體文句寫成的布告，既將紅軍的宗旨表述得通俗易懂，又便於沿途百姓進行二次傳播。

　　在中央蘇區，戲劇與歌謠、報刊、標語、漫畫一樣，是作為紅色文化的一種傳播載體而存在的。只是戲劇傳播在呈現方式上，因為有演員扮演與情境虛擬等因素，編創的空間相對更大。當時活躍在蘇區的戲劇，有話劇、歌劇，還有地方戲曲、京劇唱詞、蓮花鬧、小調等傳統形態。它們內容與現實生活緊密關聯，表現的是全新的先進理念與革命道理。在傳播手段上不受任何先設觀念的拘囿，追求淋漓酣暢的表達效果。比如套用傳統京劇《空城計》的唱腔，編創出反映1928年8月紅軍黃洋界大捷的新劇《毛澤東空山計》風靡一時。這種貼近現實又別出心裁的表現手段，把親和感與新奇感一同帶給了蘇區觀眾，是一種難得的觀賞體驗。

　　（摘編自2023年1月4日《光明日報》 陳信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