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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习近平在福州(三)

2019年12月16日10:01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翁福琳,1941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3年到福州市农委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书记。1988年任福州市副市长,1992年任常务副市长,1996年任市长。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翁福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与他一起工作近6年时间,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翁福琳:我第一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1990年他来福州任职的时候。那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觉他年纪虽不大,却很稳重,话不是很多,但出口很实在、很有分量。当时,我是福州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和他见面之前,事先准备了福州市农业基本情况汇报材料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跟我讲:“省会城市的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搞得好不好,涉及城乡家家户户,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民生稳定。”

后来,通过工作接触,我发现他确实对农业非常重视。他下乡做农业调研的时候,一般都让我陪他去。现在回顾起来,我当时跟他共事近6年时间,他对农业各项工作的指示和具体做法,都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现在,福州农业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他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谋划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通过密集的、高强度的调研熟悉了福州的情况,又通过大量征求意见和积极探索,对福州发展有了系统思考,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

在此之前,福州市的领导班子还未提过20年这么长远的规划。

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还提出了“海上福州”的规划。这个规划,是根据福州的地理位置、地缘情况、通商历史、与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以及诸多自然条件的特点提出来的。福州的经济发展,确实不能仅仅局限于陆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不可忽略的。我参加了习书记组织并主持的“海上福州”研讨会,会议地点在平潭县。我记得当时还出了一个文件,提出了福州将来如何开发海洋等规划。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在习书记规划的发展框架下,福州这些年发展顺利,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宜居环境得到有效落实,政府的办事效率、市民的综合素质都在大幅度提升。现在,很多重量级外商到福州投资,很多国际会议也在福州举办。许多出国旅游的市民回来后感言,福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着习书记当年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把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一起。

他的这些思想,全部都是很现实也很扎实的,对福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果不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能撑得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这个定位呢?所以,回顾习书记20多年前的规划和现在的契合点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个词在福建已经提了将近10年了,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请进来,走出去”,我个人认为,还是习书记来了之后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他主政福州期间,福州开始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走得比较快,也比较稳。

先说“请进来”。当年,福州引进的几个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还有几个大的经济开发区,都是在他手里办的。

再说说“走出去”。我就举一个我分管的渔业工作的例子。

当时,随着渔业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福建沿海的渔业资源因为捕捞过度而濒临衰竭。渔民都处于待业状态,他们无所事事,船只大量闲置。我们都在考虑,渔业怎么办?未来怎么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习书记派我到海南考察,之后又让我带队去印度尼西亚考察。那次,我带了2个县的县长,还有渔业局长、船长,到印尼的伊里安岛实地考察。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岛屿众多,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捕捞技术和船只。这种情况正好与我们形成互补。

为了完成好习书记交代的任务,我3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去见钱永年大使,汇报渔业合作的具体情况。钱大使说:“你这个项目应该可以搞得成。北京已经批了3支队伍,但都未落实,主要是因为印尼情况比较复杂。你们福建的华侨多,与当地关系比较融洽,有条件做得成。我这边跟北京有关部门通个气,你们也抓紧商议并报批。”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习书记汇报了,他第一时间回复说:“做啊!要做好,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使合作能顺利进行。”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了。很快,双方经过一些必要的筹备,顺畅地达成了渔业合作的共识。

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与我们合作的印尼华侨黄先生对我说:“翁先生,我初次跟你们合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有事情找谁去解决呀?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所以,我们合作创办的公司,要有一名你们那边的领导来任职,帮助解决问题。这个人,我看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当董事长,你来当名誉董事长。”

我说:“你有事情找我,我绝对负责。但是,我不能做名誉董事长,因为中国有规定,在职领导干部不能在企业兼职。”

黄先生说:“那好!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我赶紧把这件事跟习书记报告了,他说:“你可以做这个名誉董事长,上市委会议研究确认就行。”很快,这件事就在会议上确定下来了。记得当时明确了“三个不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条:第一,不能有工资。第二,不参与公司具体事务。这件事情说明习书记非常灵活,也非常务实。

不久之后,连江县的20艘渔船出航,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印尼海域进行捕捞作业,也是福州渔民进入远洋捕捞的第一支船队。随后,进入印尼海域的远洋捕捞作业就大规模展开了。很快,渔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运回福州,这不仅解决了渔民“火烧眉毛”的生存问题,也丰富了福州市民的“菜篮子”,解决了福州市场需求的大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讲“马上就办”,也讲“真抓实干”。您刚才讲的情况,就属于“马上就办”,那么他是如何“真抓实干”的?

翁福琳:习书记提出真抓实干,不是蛮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进行深入调研,采集信息,再科学谋划,科学地干。

习书记调研的渠道多种多样。比如,他经常向一些老干部、老同志请教。他一贯对老同志非常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非常重视。他这种请教,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度保障的。他到福州以后首创了老干部“季谈会”。顾名思义,在每一个季度,都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他把市里的离退休老干部请来,把刚刚过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项工作、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市委、市政府工作有没有问题?哪里不足?哪项工作做得不够?社会上有什么反映?针对这些问题的建议,都可以在“季谈会”上谈。

老干部们也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季谈会”。他们退下来以后,就有充分的时间广泛地接触群众。在街头巷尾,他们不断地和群众交流,倾听群众的声音,而习书记创办的这个“季谈会”,可以充分地把这些声音直接收集上来,效果非常好。

习书记不仅创办了“季谈会”,而且每一次都坚持参加,认真倾听,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也都参加“季谈会”,所以我很了解他对这个会的重视程度。

20多年过去了,福州的“季谈会”仍继续开展,效果一直很好。我现在也退休了,有很多时间收集群众的意愿,并把群众的意愿传递给现在的领导班子。继续为党、为革命发挥余热,这不仅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也能让我们的领导班子“耳聪目明”。

习书记还在福州创设了“下基层接访”制度。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类问题越来越多,群众上访的人次也相应地越来越多。面对这个状况,习书记首先抓制度变革,改“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他带领干部到基层进行“下访”,到老百姓家门口去服务。因为我当时是管农业的,所以每次下农村我都会去。下基层前要提前3天在县城及各乡镇贴布告,布告上写明,市委、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县的某某地方开接访会,市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都会来,大家有什么需要向市里反映的,都可以当面与领导沟通。

接访开始之前,各部门的领导分别到各个办公室接待群众。群众来上访,要反映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对应的部门领导去谈,比如土地、规划、民政、农业、公安……各个方面都有,群众只要有事反映,肯定能找到主管这一摊的领导。遇到大的事情,由习书记亲自处理。

这样一来,效果非常明显,上市里来告状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群众上访”的现象变少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了。而且,大量问题在“下访”之前都被基层干部突击解决了,免得到时候让市里领导看到这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下访”也是一种推动工作的倒逼机制。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陪习书记在闽清“接访”时,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

习书记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

习书记说:“出现买难、卖难问题,是我们考虑不周。政府应该搞一个批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