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对象：翁福琳，1941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3年到福州市农委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书记。1988年任福州市副市长，1992年任常务副市长，1996年任市长。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翁福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与他一起工作近6年时间，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翁福琳：我第一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1990年他来福州任职的时候。那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觉他年纪虽不大，却很稳重，话不是很多，但出口很实在、很有分量。当时，我是福州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和他见面之前，事先准备了福州市农业基本情况汇报材料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跟我讲：“省会城市的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搞得好不好，涉及城乡家家户户，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民生稳定。”

后来，通过工作接触，我发现他确实对农业非常重视。他下乡做农业调研的时候，一般都让我陪他去。现在回顾起来，我当时跟他共事近6年时间，他对农业各项工作的指示和具体做法，都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现在，福州农业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他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谋划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通过密集的、高强度的调研熟悉了福州的情况，又通过大量征求意见和积极探索，对福州发展有了系统思考，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

在此之前，福州市的领导班子还未提过20年这么长远的规划。

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还提出了“海上福州”的规划。这个规划，是根据福州的地理位置、地缘情况、通商历史、与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以及诸多自然条件的特点提出来的。福州的经济发展，确实不能仅仅局限于陆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不可忽略的。我参加了习书记组织并主持的“海上福州”研讨会，会议地点在平潭县。我记得当时还出了一个文件，提出了福州将来如何开发海洋等规划。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在习书记规划的发展框架下，福州这些年发展顺利，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宜居环境得到有效落实，政府的办事效率、市民的综合素质都在大幅度提升。现在，很多重量级外商到福州投资，很多国际会议也在福州举办。许多出国旅游的市民回来后感言，福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着习书记当年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把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一起。

他的这些思想，全部都是很现实也很扎实的，对福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果不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能撑得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这个定位呢？所以，回顾习书记20多年前的规划和现在的契合点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个词在福建已经提了将近10年了，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请进来，走出去”，我个人认为，还是习书记来了之后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他主政福州期间，福州开始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走得比较快，也比较稳。

先说“请进来”。当年，福州引进的几个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还有几个大的经济开发区，都是在他手里办的。

再说说“走出去”。我就举一个我分管的渔业工作的例子。

当时，随着渔业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福建沿海的渔业资源因为捕捞过度而濒临衰竭。渔民都处于待业状态，他们无所事事，船只大量闲置。我们都在考虑，渔业怎么办？未来怎么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习书记派我到海南考察，之后又让我带队去印度尼西亚考察。那次，我带了2个县的县长，还有渔业局长、船长，到印尼的伊里安岛实地考察。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岛屿众多，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捕捞技术和船只。这种情况正好与我们形成互补。

为了完成好习书记交代的任务，我3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去见钱永年大使，汇报渔业合作的具体情况。钱大使说：“你这个项目应该可以搞得成。北京已经批了3支队伍，但都未落实，主要是因为印尼情况比较复杂。你们福建的华侨多，与当地关系比较融洽，有条件做得成。我这边跟北京有关部门通个气，你们也抓紧商议并报批。”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习书记汇报了，他第一时间回复说：“做啊！要做好，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使合作能顺利进行。”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了。很快，双方经过一些必要的筹备，顺畅地达成了渔业合作的共识。

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与我们合作的印尼华侨黄先生对我说：“翁先生，我初次跟你们合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有事情找谁去解决呀？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所以，我们合作创办的公司，要有一名你们那边的领导来任职，帮助解决问题。这个人，我看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当董事长，你来当名誉董事长。”

我说：“你有事情找我，我绝对负责。但是，我不能做名誉董事长，因为中国有规定，在职领导干部不能在企业兼职。”

黄先生说：“那好！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我赶紧把这件事跟习书记报告了，他说：“你可以做这个名誉董事长，上市委会议研究确认就行。”很快，这件事就在会议上确定下来了。记得当时明确了“三个不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条：第一，不能有工资。第二，不参与公司具体事务。这件事情说明习书记非常灵活，也非常务实。

不久之后，连江县的20艘渔船出航，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印尼海域进行捕捞作业，也是福州渔民进入远洋捕捞的第一支船队。随后，进入印尼海域的远洋捕捞作业就大规模展开了。很快，渔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运回福州，这不仅解决了渔民“火烧眉毛”的生存问题，也丰富了福州市民的“菜篮子”，解决了福州市场需求的大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讲“马上就办”，也讲“真抓实干”。您刚才讲的情况，就属于“马上就办”，那么他是如何“真抓实干”的？

翁福琳：习书记提出真抓实干，不是蛮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进行深入调研，采集信息，再科学谋划，科学地干。

习书记调研的渠道多种多样。比如，他经常向一些老干部、老同志请教。他一贯对老同志非常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非常重视。他这种请教，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度保障的。他到福州以后首创了老干部“季谈会”。顾名思义，在每一个季度，都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他把市里的离退休老干部请来，把刚刚过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项工作、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市委、市政府工作有没有问题？哪里不足？哪项工作做得不够？社会上有什么反映？针对这些问题的建议，都可以在“季谈会”上谈。

老干部们也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季谈会”。他们退下来以后，就有充分的时间广泛地接触群众。在街头巷尾，他们不断地和群众交流，倾听群众的声音，而习书记创办的这个“季谈会”，可以充分地把这些声音直接收集上来，效果非常好。

习书记不仅创办了“季谈会”，而且每一次都坚持参加，认真倾听，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也都参加“季谈会”，所以我很了解他对这个会的重视程度。

20多年过去了，福州的“季谈会”仍继续开展，效果一直很好。我现在也退休了，有很多时间收集群众的意愿，并把群众的意愿传递给现在的领导班子。继续为党、为革命发挥余热，这不仅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也能让我们的领导班子“耳聪目明”。

习书记还在福州创设了“下基层接访”制度。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类问题越来越多，群众上访的人次也相应地越来越多。面对这个状况，习书记首先抓制度变革，改“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他带领干部到基层进行“下访”，到老百姓家门口去服务。因为我当时是管农业的，所以每次下农村我都会去。下基层前要提前3天在县城及各乡镇贴布告，布告上写明，市委、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县的某某地方开接访会，市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都会来，大家有什么需要向市里反映的，都可以当面与领导沟通。

接访开始之前，各部门的领导分别到各个办公室接待群众。群众来上访，要反映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对应的部门领导去谈，比如土地、规划、民政、农业、公安……各个方面都有，群众只要有事反映，肯定能找到主管这一摊的领导。遇到大的事情，由习书记亲自处理。

这样一来，效果非常明显，上市里来告状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群众上访”的现象变少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了。而且，大量问题在“下访”之前都被基层干部突击解决了，免得到时候让市里领导看到这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下访”也是一种推动工作的倒逼机制。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陪习书记在闽清“接访”时，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

习书记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

习书记说：“出现买难、卖难问题，是我们考虑不周。政府应该搞一个批发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