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 “中共党员的作用无处不在”

“在国际的承认滋育起来的国民党的中国旁边，中国共产党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

——冈瑟·斯坦因

冈瑟·斯坦因，出生在德国的英国记者，1941年在中国香港加入英国国籍。1944年夏，他与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中，展开了一场长达12小时的深度对话。谈话中，毛泽东深刻剖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状与未来，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与历史担当。斯坦因由此清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为人民，这正是“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的动力之源。

“一个热烈的新社会”

冈瑟·斯坦因1900年生于德国，1922年毕业于柏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投身新闻领域，以特派记者身份先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工作。因多次发表反对法西斯暴政的文章，他遭到德国和日本的驱逐，最终辗转来到中国。1944年5月，斯坦因以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的身份，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启程，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开展采访报道。

记者团出发前，国民党政府专门制定《招待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特意加入参观西安青年劳动营及绥远、宁夏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行程，以使记者印象 “不集中共党区域”，还强制要求“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三个月”，妄图借此使记者“发现”与国民党宣传相符的所谓“真相”。然而，这些处心积虑的安排不仅未能得逞，反而弄巧成拙。随着采访逐步深入，斯坦因直言：“我看得越多，我的怀疑就越少了。”随团的国民党官员见状气急败坏，急催外国记者即刻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却遭到断然拒绝。

斯坦因在延安住了近半年，在此期间，他不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更认真审视、全面探究了延安政治制度的内涵及其实践成效。他将延安与重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系统对比。在斯坦因眼中，延安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甚至没有公路，所属的边区被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四面围困，但延安并不依赖外来援助，“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这使延安的潜在力量更为强大。“重庆越来越大了，但也越来越没有生气了——它越来越厌战、松懈，它的公务员坐在冗员过多的政府机关里垂头丧气。……重庆的痛苦在于被动作战”。斯坦因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中国渡过难关的能力，在于中国人民的常识与创造力”

在延安，记者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在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一个安静而繁忙的地方。“这里的人看起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和信心。……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战斗热情”。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无线电设备正从华中、华北的敌后战线上接收着每天的战斗报告”。他们在敌后“有系统地组织起人民从事抗战，动员了人数有增无减的民兵”，所以当“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任何地方必须采取攻势或守势行动时，便自然得到比部队实际人数多好几倍的力量”。

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刊印的延安木刻画：军民携手抗敌（1944年）

在南洼村——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一个老百姓容易担负得起，而又能热诚地担负更大任务的行政机构”。与此同时，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力量，充分调动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动精神和行动自觉。斯坦因看到，“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中被唤醒了。”

斯坦因等5位外国记者应邀列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

在斯坦因看来，“中国渡过难关的能力，在于中国人民的常识与创造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唤醒并凝聚起了厚植于人民的强大力量。

“中共党员的作用无处不在”

“这一个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争胜呢？”斯坦因决心“去掉若干怀疑，在亚洲从未有过的一种强烈而惊奇的生活背后探寻真理”。他后来回忆，那是自己记者生涯中最为忙碌且充实的一段时光。在延安期间，斯坦因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深入交谈，还广泛走访了农民、工人、商人、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界民众，同时拜访了马海德、汉斯·米勒、林迈可等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友人。米勒告诉斯坦因，他曾亲眼见证八路军的英勇作战：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一支3000人的部队伤亡惨重，最终仅余700人。令人动容的是，短短数月间，热情的农民便主动参军，为部队注入新生力量，使其迅速恢复战斗力。

1944年7月28日，斯坦因自延安拟发波士顿《基督教科学导报》（即《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电稿，记录了他在延安采访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以及犹太裔医生何慕吕（即汉斯·米勒）的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斯坦因敏锐地观察到，“中共党员的作用无处不在，军队、地方政府、乡村、工厂、合作社、医院、学校、剧团及一切被认为必须推动重要工作的地方”。“在中共领导的军队里，党员更勇敢更机动，和群众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像是精良军队的理想的人员材料”；“在各种工作上，党员更加努力，并且更有效率。工作之余，他们通常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及自我学习”。“延安没有像重庆一样的诽谤和闲谈。对于缺点，他们通常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英美属于某一政党的成员，和做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员毫无保留地把个人的生命贡献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定”。这些都成为斯坦因眼中“中国共产党人惊人的特点”。

离开延安后，斯坦因将此行的见闻如实撰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该书先后在英国、美国出版，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书中以大量一手资料、实地调查与深度对话为支撑，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所蕴含的磅礴力量，更清晰地勾勒出未来“新中国的雏形”。

斯坦因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市档案馆藏）

（本文作者：李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