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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衣、棉军帽叠放床头，“穿”着解放鞋的两条假肢并立床前，端坐床上的朱彦夫，似乎随时都会披衣下地，抬“脚”出门，去探视他魂牵梦绕的果园、井渠、梯田，看望心头时刻挂念的父老乡亲，向广大干部群众讲述前辈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共产党人造福人民的使命责任……张家泉村的乡亲们都说，他们的老支书朱彦夫就像当年的焦裕禄那样，“心里装的都是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作为党员，对群众的疾苦不解决、不同情、不理会，这是一种耻辱、一种丑陋、一种过失。
——朱彦夫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全国广大农民除了养鸡喂猪换些油盐酱醋扯几尺布，手里很难有几个“活钱”。而朱彦夫是带着每月36.04元伤残补助金回乡的“公家人”，在沂源山区方圆百里算是个“有钱人”。可村里的老人们感慨地告诉记者，“当年全乡惟一吃皇粮的村支书,竟常常是全村欠债最多的人。”钱都哪去了？“都用到村里救济乡亲了！”
1956年，朱彦夫在沂源农村办起了第一个图书室。几百本各类图书从哪里来？是朱彦夫倾尽积蓄凑了172元，托山外边的老战友买回来的。那个年月、那个地方，一次拿出172元着实是一笔大数目。
大女儿朱向华出嫁时，村里打井修渠正到关键时刻，朱彦夫把手里的钱都贴到工程上，没给向华一分钱嫁妆。乡亲们感叹，“对集体对别人大方，朱彦夫数第一，对自己对家人抠门，朱彦夫也是头一个。”
村民张太元说，“那些年，张家泉村的家家户户几乎都受过老支书救济，他每月36元的伤残金就是全村人的‘小金库’。国家每月配给他这个特残军人的米面、红糖，他也总是分给四邻八舍的五保户和烈军属。”
朱彦夫行动不便，家就成了办公室。公社、县里来了人都在他家开会，到了吃饭点儿，他的伤残金就成了招待费。25年间花了多少钱，谁也没计算过。当过村委会主任的张茂兴老人清楚地记得，老支书只从村里报销过一次钱，50元，“那是10多个人赶着4辆大车到村里送化肥，老朱家实在招架不住了。”
“老朱是国家的功臣，这么多年为了咱村流尽了血汗，没得一点好处啊！”村里老人们深情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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